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被刻成牌匾,静静地陈列着。在遗嘱中,宋庆龄将自己北京和上海两处住宅中的全部藏书作为回报，赠送给邓广殷。邓广殷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宋庆龄要把珍贵的藏书全部馈赠给他？ 《世纪》第2期刊登沈海平的文章，披露其内情。摘登如下。

　　邓家与廖家是亲戚。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邓文钊早年读书时曾与在香港避难的廖梦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表兄廖承志，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1938年，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毕业，担任华比银行经理。他以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帮助廖承志在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就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领导下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从此成为宋庆龄至亲的朋友。

　　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还表现在生活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特别是生活用品和药品。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感激,称邓家父子依然担当着 “司库”的职责。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殷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给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遗嘱内容如下：

    “我的遗嘱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北京。 ”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时，他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学院学习，他正准备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携带遗嘱来到瑞士,将其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中。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和机票，让他即刻赶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邓广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伺候在侧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他参加了守灵、悼念等等活动。但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关上门，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显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庆龄单独写给邓广殷的遗嘱。只是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即她处置自己遗产的一份意见。邓广殷答，有的。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

    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由于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 ”

    邓广殷照办了，不久邓广殷返回香港。

    后来我问邓先生，是否将草稿或捐赠报告留下一份？

    他说都没有。当时这一切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自己稀里糊涂，没想很多,只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本能告诉他,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捐出宋庆龄赠给他的藏书，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从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没有看到宋庆龄送给他的全部书籍。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是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她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对邓广殷太不公平。

（李小翠摘编）